一个和你一起看月亮的人。今晚月色真美，你与想念的人是否已然相见？

正是苏轼，写下了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 的千古名篇。一千年过去了，人间换了容颜，但月亮还是那个月亮。我想在它的见证下，以一种最质朴的方式，抛开流量的纷扰，把这首词背后的故事讲给你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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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代，常有这样一种现象：一首诗词若写得太过绝妙，后世便少有人敢再触碰同一题材。传说崔颢写下《黄鹤楼》后，李白云游至此，曾谦虚感叹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；又如这首《水调歌头》，比苏轼晚百年的学者胡仔曾言：“中秋词，东坡一出，余词俱废。”

词牌“水调歌头” 的由来，与隋炀帝有关 —— 大运河开凿后，隋炀帝作《水调曲》，月宫截取其前半部分传唱，遂改名为 “水调歌头”。后来的词人们，便循着这现成的曲调填写歌词，所以古人称写诗为 “作诗”，写词则叫 “填词”，便是这个缘故。

这首《水调歌头》，本是苏轼送给弟弟苏辙的中秋礼物。彼时，兄弟二人已七年未见。在这样一个阖家团圆的夜晚，苏东坡再次想起了苏辙—— 他素来极爱这个弟弟，一生中以 “子由”（苏辙字子由）为题的诗竟有百馀首，以至于林语堂先生说：“往往为了子由，苏东坡会写出最好的诗。”

我曾看过一个段子，调侃苏轼是“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、治水名人”，苏辙却像 “机场广告里的陪衬”。但事实上，苏辙从未辜负这份兄长的爱。明明是年龄更小的那一个，他却穷尽一生托举哥哥：当苏轼如烈火般绽放光芒时，他始终默默守在身后，让兄长全无后顾之忧。

这一切，要从北宋嘉祐二年说起。这一年，51 岁的欧阳修受命主掌贡举，这场考试也因此成为 “千年第一龙虎榜”。与苏轼、苏辙同场应试的，既有同为 “唐宋八大家” 的曾巩，也有写下 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 的张载，还有 “程门立雪” 典故中的程颐、程颢兄弟。这一届进士里，后来有 9 人官至宋朝宰相，24 人被《宋史》立传。

进士及第后，苏轼依惯例向欧阳修递上谢师书。不足五百字的文章，竟让这位文坛大佬读出一身冷汗，感叹“老夫当避此人出一头地”—— 苏家父子的文风，正与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不谋而合。“三苏”（苏洵、苏轼、苏辙）一时名动京师。

可就在苏轼准备大展宏图时，故乡眉州传来母亲程氏离世的噩耗—— 这位母亲，终究没能亲耳听到两个儿子双双高中的消息。服丧期满后，兄弟二人又参加了制科考试。这一考试我们如今或许陌生，它相当于北宋时期的 “公务员国考”，难度远超常规科举，考官由皇帝亲任，考题也无人能预知。此次考试中，27 岁的苏轼考中制科第三等，这是北宋开制科百年来的第一人。

殿试时，苏家兄弟给宋仁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，仁宗甚至对皇后说：“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太平宰相！” 考试结束后，苏轼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。天寒地冻的十一月，苏辙一路送他到离京城一百四十里的郑州西门外。苏辙转身骑马回城时，苏轼登上高坡，望着弟弟的身影渐渐变小，不禁悲从中来 —— 这是兄弟二人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分别。途中，苏轼写下诗句：“苦寒念尔衣裳薄，独骑瘦马踏残云”，字里行间满是牵挂。

此后数年，朝廷新旧党争愈演愈烈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苏轼与苏辙也因此天各一方。终于有一天，苏轼等到调任山东诸城的机会，彼时苏辙正在济南任职，两地相隔不远，却仍无见面之机。恰好诸城有一座废弃建筑，苏轼找人重新设计装修，还特意写信请苏辙为其取名，盼着将来能与弟弟一同登高望远、饮酒赋诗。苏辙为它取名“超然台”。

可到了中秋，兄弟二人仍因公务缠身未能相见。苏轼独自登上超然台，饮酒望月，写下了这首《水调歌头》。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”，开篇便致敬了文学史上两位伟大的诗人：上半句承接千年之前屈原的《天问》，下半句则呼应了李白 “举杯邀明月” 的疏狂。这一刻，三位诗人跨越时空相遇。

苏东坡并非生来豁达，他也曾有过纠结、困惑与跌倒，是在历经世事打磨后，才渐渐看透、走向旷达。从“苏轼” 到 “东坡居士”，再到后世尊称的 “坡仙”，他的人生轨迹，堪称中国人自己的 “养成系” 范本。

再回到故事主线。苏轼性格豪放，心无城府，极爱交朋友，与人相处总愿掏心掏肺，他曾说：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，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。” 这些本是难得的品格，可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中，却极易招致祸患。苏辙常常劝哥哥 “留个心眼，别随便交友，更莫随意抨击朝政”，可苏轼全不当回事，总说 “心中有话，必须一吐为快”。

果然，灾祸还是来了。元丰二年，御史弹劾苏轼写诗讽刺朝廷，宋神宗震怒，将苏轼关进御史台审讯。御史台周围遍植柏树，常有乌鸦在树上盘旋，故又称“乌台”，这便是大名鼎鼎的 “乌台诗案”。

关押期间，苏轼的长子苏迈负责送饭，父子二人约定：若无事便送肉和菜，若判死刑就送一条鱼。不料有一天，苏迈因事外出，托亲戚代为送饭。这位亲戚不知情，想给苏轼改善伙食，便炖了条鱼送去—— 苏轼见了鱼，以为大限将至，悲从中来，提笔给苏辙写了两首诗当作遗言，其中一句 “与君世世为兄弟，更结来生未了因”，读来令人泪目。

苏辙看到诗后，同样悲痛不已，当即上奏朝廷，请求罢免自己的全部官职，只求换哥哥一条性命。如今网上常有戏谑的说法，称苏辙一生只做两件事：“当宰相，捞哥哥”。可事实上，彼时担任应天府判官的苏辙并无 “捞哥哥” 的权力，真正能救苏轼的，是太皇太后曹氏与退隐金陵的王安石。曹太后在病危之际，仍不忘请求神宗赦免苏轼；再加上王安石上书劝谏，神宗才最终决定释放苏轼，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而苏辙则因 “代兄受过”，被贬至江西筠州。

据说苏轼出狱时，为他奔波多日的苏辙只做了一个动作—— 捂住他的嘴，提醒他 “祸从口出，先莫说话”。苏轼被贬黄州时，需由官差押解前往，他一家十几口人的安置事宜，全靠苏辙张罗：苏辙先带着自己的家人到江西筠州安顿，随后又马不停蹄地将苏轼的家人送到黄州。后来苏轼再次被贬惠州，穷得连路费都凑不出，又是苏辙倾其所有，资助了七千贯钱。明明是弟弟，苏辙却始终像兄长般稳重，一次又一次给苏轼最坚实的依靠。

公元 1094 年四月，62 岁的苏东坡接到朝廷诏命，被贬为琼州别驾 —— 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被贬，目的地是 “食无肉、病无医、居无室、出无友，更无书籍笔墨” 的海南。临行前，苏轼已立好遗嘱，向长子苏迈交代完后事。或许是上天最后的眷顾，贬谪途中，他与苏辙相约在滕州见面。兄弟二人都刻意放慢脚步，也默契地不再提及年少时意气风发的往事 —— 他们都清楚，当年 “衣锦还乡” 的约定，早已成了遥不可及的梦。

苏辙像小时候一样，挽着哥哥的手，直到苏轼踏上海船的最后一刻；而苏轼则用早已昏花的双眼，努力将弟弟的模样刻进心里。惊涛骇浪之间，兄弟二人就此别过，这一次分别，便是永别。

如今的海南，许多地方都设有苏东坡纪念堂。因为正是苏轼当年在海南开设学堂、讲学授业，为这片蛮荒之地带来了文明的火种。彼时，有个叫姜唐佐的学生聪慧伶俐，苏轼曾赞扬他“文风雄伟”，北归时还特意为他题诗：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”，并嘱咐姜唐佐 “待你中了进士，再来续完这首诗”。后来姜唐佐于大观三年考中进士，可苏轼早已故去。为了弥补遗憾，姜唐佐不远千里找到年迈的苏辙，由苏辙为兄长补足了诗的后半部分：“锦衣他日千人看，始信东坡眼目长”。

晚年的苏辙，不再过问政事，闭门谢客，每日只以读书、整理哥哥的文稿为乐。苏辙在苏轼去世后的第十年离世，他的遗愿只有一个—— 葬在哥哥身边。我想，临终前的苏辙，一定会想起熙宁十年那个中秋：那年他与哥哥在徐州共度佳节，为应和苏轼的 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他也曾写下一首《水调歌头》，开篇便是 “离别一何久，七度过中秋”。那时，他们还在一起，那时，他们都还年轻。

又是一年中秋，你身边是谁？你心里又在想着谁？若离别是人生的常态，我们唯愿所有亲人健康平安，纵使江山千里，亦能共赏一轮明月。